我国户口问题，或称城乡二元制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从1955年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草案的说明》可以看出，建立严密的户口制度是与当时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从现代文明的角度看，是相当不人性化的制度。改革开放后，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人才在全国范围内大量流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令户籍制度明显落后于时代，成为发展的羁绊。新华社曾有专题调查称，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朝鲜和中非的贝宁，仍在用户籍的管理办法限制人口的流动，这未免令人尴尬。好在户籍改革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总体上已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要把到2020年基本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作为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任务之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上海领风气之先，已经历经三次改革。第一次改革始于上海市1994年开始的蓝印户口制度，外来人员只要在买下上海一定面积的商品住宅，即可申请蓝印户口。应该说，与同期北京市的落户政策——外地大学生进京求职，每人要交纳10万元“城市增容费”相比，的确算是进步的。第二次改革是2002年开始实行的居住证制度。第三次改革是2004年10月《上海市居住证暂行规定》开始施行，适用对象也从原来的引进人才扩大到“在本市居住的非本市户籍的境内人员”。这次旨在吸引优秀人才的改革是第四次。

　　现在舆论界有一种倾向，即把户籍改革过于“形而上”化，过多地从宪政的“迁徙权”、“公民权”来阐释，不仅要求城乡之间实现“平权”，还要求上海、北京等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甚至乡村实现“平权”，放低大城市准入门槛。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崔传义认为，应降低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进入发达城市的门槛。但户籍背后所依附的社保、就业、升学等资源是有限的，即使铲平了户籍限制，户籍背后的蛋糕还是不够分的。户籍制度的改革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的结果，像上世纪90年代初粮票的消亡一样，户籍制度最后不应是被取消的，而是在一些条件具备以后消亡的。可以去积极推动户籍制度的改革，但不宜把这个问题“形而上”化。这也符合上海在现阶段处理户籍问题的思路。

　　户籍改革是大势所趋。上海等特大城市正在趋于老龄化，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又急需外来人才的补充。日本、新加坡面对上述两个困局，选择的方案是放开技术移民。而当今上海最可行的方案之一就是通过户籍改革，引进人才和人口。在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国城市化背景下，上海市抢占先机，机遇其实远远大于挑战。

　　过去的居住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上海的人才吸引力，并不能控制常住人口规模，而是把人才挡在上海门外，张江的人才流失率就是一个明证。上海这次将户籍准入由指标管理变为条件管理，是一次重要的人才管理思路改革，有助于把合格的人才留在上海。

　　上海，曾经的户籍壁垒象征者，这次领跑了大城市的户籍改革。破冰已经开始，春天已经临近——有容乃大，有“才”为高，上海应及时实施户籍改革抓住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