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的晨曦照着亚龙广场，年近六旬的沈奇老人平静舒缓地打着太极拳。这位在此居住了四十多年的老人，看着新开不久的花旗银行亚龙广场支行，并未显示出诧异和惊讶。外资银行的开业，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沈奇的记忆里，这一切始于1995年9月11日，第一家外资银行富士银行在浦东设立分行，掀开了国内银行业开放的第一页。

　　央行办公楼来了日本人

　　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副总经理竹田和史先生，作为原富士银行浦东分行筹备组的成员，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日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大量日资企业进入中国内地，尤其在上海浦东地区，日资企业纷至沓来。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时，上海就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并获得国务院认可。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先试先行”的政策便利，让精明的日本银行界很早就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富士银行总部意识到，上海将是继深圳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而浦东则是主阵地。竹田先生回忆说，“总部要求分行就定址浦东。”

　　“那时浦东正在大开发，很难找到满意的办公地点”，竹田先生说，“总部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落地，最后只能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借地方”。于是，富士银行浦东分行———我国境内第一家外资银行便在央行的办公楼里诞生了。有着30年银行工作经历的沈奇还记得，“到央行办事的人都很诧异，央行的办公楼里怎么来了日本人？原来是富士银行在办公”。

　　之后，富士银行业务不断发展。2002年4月，日本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日本兴业银行等三家传统商业银行经营统合，成立瑞穗金融集团。同年8月，三家银行在上海的业务合并，重组为日本瑞穗实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2007年，日本瑞穗实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为首批获批准的9家外资法人银行中仅有的两家日资银行之一。过去3年里，瑞穗的年增长率达到30％以上。在瑞穗的海外业务中，中国地区的业务比重目前约占10％左右。

　　富士银行的第一课

　　富士银行等一大批外资银行的到来，不仅仅是银行开放的标志，更重要的是它们为中国的银行业带了前所未有的理念革新。

　　客户是第一位的。“日资银行进来之前，银行与企业的关系是‘卖方市场’”，曾在工行工作了近20年的蒋云智说。刚刚从计划经济体制出来的银行，在业务上一直是被动角色。“外资银行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就是客户是第一位的”。在蒋云智印象中，一杯咖啡，一张沙发，为客户提供宾至如归的服务，让国有银行的惊讶“不亚于哥伦布看到新大陆”。以客户为中心，银行主动寻找市场，从被动到主动的理念转换，让中资银行感到新奇的同时，也第一次感到了发展的压力。

　　人才是最重要的。日本瑞穗实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断在中国招募员工培训，组织学员到日本实地考察，培养金融人才。截至目前，接收培训的金融高级人才已经超过1100人。这一方面，在开放起步初期的中资银行，几乎为零。一位现任中资银行管理人员介绍说，有一些实力雄厚、海外网络庞大的外资银行，定期派遣员工前往加拿大、英国等地的海外分支银行培训，银行为每位员工付出的成本高达25万元—30万元；还有些银行与其他海外银行签署友好合作协议，将员工送往这些合作银行进行培训，“这在当时的中资银行是不可想象的”。

　　国际化的服务理念，国际化的人才战略，富士银行等一批“外来和尚”先声夺人，迫使中资银行调整思路，不断跟进。

　　外资银行全面开花

　　2006年12月22日，中国银监会批准花旗、汇丰、渣打和东亚等首批9家外资银行在上海筹建子银行，银行业的开放又迎来了法人化的崭新阶段。

　　法人化的迈进，让外资银行真正得到了一张“国民待遇”的身份证，业务量很快实现飞跃。2007年，渣打中国个人银行业务收入、客户人数以及零售人民币业务的存款量，同比2006年均翻一番；汇丰中国的员工人数增长超过50％，银行网点增长超过80％，存贷比达到75％，比法规要求本地注册法人银行达到这一存贷比所给予的宽限期提前了4年。

　　法人化的发展，给了外资银行拓展中国内地业务一块基石。汇丰银行在湖北推出了第一个村镇银行。渣打银行在新疆推出了专门针对棉农的微小借贷项目。而东亚银行日前也将分行开到了新疆。仅2007年在沪外资法人银行在全国共增设分行12家。

　　在10月15日召开的2008上海金融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胡平西指出，上海金融业在改革开放30年中取得了非凡成就。金融业规模快速增长，截至2007年末，上海市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分别突破3万亿元和2万亿元，比1978年分别增长了125倍和140倍。上海银行业总资产超过4.76万亿元，占全国比重9％，接近当年全市生产总值的4倍。金融业整体竞争力持续增强，资产质量不断改善，不良贷款连续6年实现“双降”。各类金融机构不断聚集，截至2007年末，上海市金融机构总数达604家，其中经营性外资金融机构131家，上海已经成为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重要集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