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曾经无所事事，通宵在路灯下打牌嬉闹，被称为“路灯下的宝贝”；他们曾经为个体经营户的身份感到羞愧，看到熟人就想转过脸去；但是，他们也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和受益者，继而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回报社会———他们，就是上海的第一批个体工商户，见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最初只是权宜之计！”

　　1981年初，上海滑稽剧团排了一出反映青年响应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自谋就业出路的新戏《路灯下的宝贝》，戏中“宝贝”的原型，就是虞惠和。据当时报载，虞惠和是上海第一批个体工商户中最年轻的一个：1979年末，年仅19岁的他拿着一张手写的营业执照，在家门口摆了一个修自行车的摊位。

　　“当初一点也不想做个体工商户。”忆起往事，虞惠和毫不讳言。1979年，高中毕业的虞惠和适逢知青返城大潮，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工作没有着落的他和一群同龄人游荡于社会，常聚在家门口的路灯下打扑克，喧哗扰民，被街坊邻居戏称为“路灯下的宝贝”。因此，当政府鼓励青年自谋出路、从事个体经营的消息传来时，虞惠和禁不住父亲劝说，在家门口摆出了自行车修理摊，以告别“宝贝”的身份。

　　摊子摆了出来，但虞惠和还是觉得做个体户脸上没光彩。要知道，当时他的同学要么分配去了国营企业，要么去了集体企业，即使是一同无所事事的朋友，也在等待分配到街道生产组的机会。而做个体户，意味着放弃吃“大锅饭”的机会，“要不是登记时工作人员说从事个体经营不影响以后的就业、参军，我可能还迈不出这一步。”那一刻，个体工商户只是虞惠和实现就业的权宜之计。

　　“原来市场需要我们！”

　　虞惠和刚摆摊时一直躲躲闪闪，回避同学、朋友，看到熟人过来，赶紧躲到摊位后面藏起脸，总感觉自己低人一等。他还有自己的担心：做个体工商户，无劳保、无政治生命、无组织关心……很有些被边缘化的感觉。直到一件小事，让虞惠和获得了信心和快乐。

　　那时，国营修车店实行早八点、晚五点的营业时间，过了营业时间，就不再提供修车服务。有一天深夜11点，虞惠和已经收拾好摊位了，有个顾客找来要求补胎。顾客说，车子已经推了半个多小时，依稀记得这边有个修车摊，特地过来碰碰运气。虞惠和很快修好了车，收了1角钱修理费。谁知第二天，这位顾客又来了，虞惠和心里一惊，以为自己没有将顾客的车修好。没想到，顾客是专程来道谢的，说自己住在浦东三林，如果没有虞惠和的夜半修车，那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这件事让我明白，原来市场需要我们，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从此以后，虞惠和重新审视了个体户的岗位，生意也越来越有起色。而随着《路灯下的宝贝》上演，他的故事、和他一样的年轻个体户的故事，得到社会广泛关注。在各方面关心下，这些“宝贝”曾经担心的劳保问题、组织问题等也一一得到了解决。虞惠和1982年加入了共青团，成为共青团十一大上海唯一的个体工商户代表；又在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个体工商户中的入党第一人。

　　“我们也能回报社会！”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承认。而为了让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找到“娘家”，上海也分别在1986年和1991年成立了个体劳动者协会和私营企业协会，以弥补个体户、私营企业游离于当时体制外的空缺。

　　虞惠和告诉记者，加入个体劳动者协会后，受到了更加全面的关心。协会在个体工商户、私企经营者中开展了普法等一系列自我教育活动，同时为个体工商户、私企经营者提供法律、信息、培训等多层面的服务。因此，在掘到自己的第一桶金后，虞惠和也开始考虑回报社会。他利用善于修车的技术，为残疾人免费检修残疾车，遇到家庭困难的残疾人，还买来残疾车零件组装好分文不收地送给对方。对于这些，虞惠和想得很简单：“当时社会上有些不利于我们的言论，但是，我就想通过这些事情告诉大家，我们也能回报社会。”

　　在上海第一批个体工商户中，像虞惠和这样一路走来的还有不少：有为失足人员重返社会创造条件，获上海市平安英雄称号，并当选为市人大代表的静安区个体业主王元洪；有路见不平挺身而出，获上海市平安英雄称号的卢湾区个体修车业主项全雄；有一把爱心剪奉献数十年，获上海市十大杰出志愿者称号的虹口区个体理发业主殷仁俊；有心系失学孩童，多年来省吃俭用捐款30万元帮困助学，获上海市十大杰出志愿者称号的闸北区个体业主刘玉瑛……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改变了社会对个体工商户的看法。如今，上海的个体户数量已从30年前的8000多户发展为近30万户，成为上海市场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