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1974年1月出生于山东省淄博市。2003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财贸系，博士学位。任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中国社科院产业金融研究基地主任，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又迈出一大步。
10月2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的限制；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股东的首次出资比例和缴足出资的期限。这意味着，申请公司将不再有资金限制。
11月7日，在国新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进一步阐释，尽管注册资金门槛放宽，但“一块钱办公司”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并不是开办公司就没有条件、不用花钱就可以办公司，注册资本只是设立公司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
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改革将给市场带来哪些变化？会否面临涌现“皮包公司”等风险？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杨涛接受商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长期以来，草根创业在我国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推动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正是重构我国经济微观基础的重要起点。
精彩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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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们谈自主创新，推动技术进步，更多的是一种国家宏观层面自上而下的改革创新，关注的是大企业、大部门，对于小企业、对于来自于‘草根阶层’的自下而上的创新动力往往关注不够。而这种自下而上的创新动力是一个社会长期持续焕发创新活力的基本支撑。”
“在企业准入改革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业监管与经营环境，并且要更适应小企业在竞争常态下的‘生老病死’。”
“推动公司制度改革，正是重构我国经济微观基础的重要起点，也是新一届政府的政策及改革‘接地气’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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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改革注册资本制度
为民间创业者“松绑”
重庆商报：注册资本登记制度在我国公司法中地位举足轻重，最初设计是为了解决交易安全问题，从实际效果看，其利弊有哪些？
杨涛：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是让公司有足够的注册资本，以保证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但事实上，公司的资金状况是不断变化的，无法依靠注册资金来如实反映。
相反，对最低注册资本的要求，以及对出资时间等的要求，给创业者成立公司设立了门槛，限制了其对资金利用的自由，不利于鼓励创业。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隐性规避注册规则的行为，比如许多注册公司代理机构，会提供“垫资”、“搭桥资金”等来帮助企业达到注册资本金的标准等。注册资本制为某些处于“灰色地带”的注册代理提供了生存空间。
重庆商报：现在为什么会改革这一制度？改革的主要意义是什么？
杨涛：上世纪40年代，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进行科技考察，花费了大量时间来证明世界上众多的发明创造是中国人完成的。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对“李约瑟难题”有很多解释。我们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缺少从事创造和创业的“草根阶层”，而解决这个难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要激发“草根阶层”的创新和创业。而发展小微企业，是创新创业的主要平台，是推进创新的一种重要力量。
以前我们谈自主创新，推动技术进步，更多的是一种国家宏观层面自上而下的改革创新，关注的是大企业、大部门，对于小企业、对于来自于“草根阶层”的自下而上的创新动力往往关注不够。而这种自下而上的创新动力是一个社会长期持续焕发创新活力的基本支撑。改革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正是为民间创业和小微企业“松绑”提供了新的契机。
影响
降低创业准入门槛
利好大学生及草根创业
重庆商报：取消注册资金门槛能否解决“经商难”的核心问题？
杨涛：应该说，取消注册资本门槛是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组成部分，整体的目的都是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长期以来，草根创业在我国遭遇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准入门槛较高，对资本、资质等方面的要求，以及纷繁复杂的注册程序，令很多试图创业的草根人士知难而退。
二是负担税费方面的压力，尤其在某些不发达地区，小企业除了要缴纳体制内的税收和行政事业性收费之外，还有额外的“负担”。
三是金融方面的负担，也就是长期困扰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当然，近年来在小微企业税负和融资方面的改革不断推进，状况已经有所改善，虽然尚未根本上转变，但这两个方面已松动。如今，改革终于涉及到最阻碍民间创业热情的问题。可以预见到，随着这三个方面的改革不断深入，草根创业与民间投资的热情将会进一步被激发出来，中国经济发展将获得新的基层活力。
重庆商报：这一改革主要将惠及哪些人群？可能给市场带来哪些变化？
杨涛：对小微企业、大学生创业群体等来讲，都是利好消息。
在高门槛和多重负担下，中国小微企业的发展活力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发掘，其在经济中的绝对和相对数量，从国际范围比较来看并不高。究其原因，是过去在企业运行环境、信用环境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担心放松准入，会导致小企业的乱象。
但历史经验表明，这只是“因噎废食”的思路，在企业准入改革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业监管与经营环境，并且要更适应小企业在竞争常态下的“生老病死”。
可以说，市场经济改革不仅需要整体的“宏大叙事”，而且更应该落到作为经济细胞的企业身上。推动公司制度改革，正是重构我国经济微观基础的重要起点，也是新一届政府的政策及改革“接地气”的体现。
挑战
重点监管经营活动
金融体制改革也需推进
重庆商报：有人担心，如果注册资本降低门槛，会否出现一大批“皮包公司”？
杨涛：实际上，即便注册资本制不改革，对于真正要开设皮包公司诈骗的人来说，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也不起作用。因此皮包公司与注册资本的门槛高低关系并不那么大。
相反，放宽准入门槛，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并不代表政府不作为，完全退出监管领域，反而是将重心转移到对公司经营活动的监管，加重了监管责任。
重庆商报：注册资本过低的话，会否出现贷款难的问题？
杨涛：小微企业由于其注册资本少、规模小、风险高，的确有不被银行接受的情况。原因一方面是银行想降低自己的风险，另一方面是想降低广利成本。
但是，随着注册资本制的改革，银行也需要降低自己的高门槛，因为鼓励创业不仅仅是政府一方的责任。同时，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在利率市场化和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下，银行今后应该会把目光更多投向小微企业。
措施
完善配套政策
《公司法》修改将提上日程
重庆商报：此前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并未公布新政落地的时间表，还需要哪些程序之后才会实施？需完善哪些配套政策？
杨涛：工商注册登记是按照法律执行的，包括《公司法》、《中外企业合作法》、《外资企业法》等，如果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改革，就需要同时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预期，在相关部门的推动下，《公司法》的修改即将进入工作日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