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行政审批改革的一个突破口，顺德商事登记改革实行商事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住所和经营场所三分离的措施，大大降低了投资人的投资风险和成本，从而激发民间的创业热情，新登记企业也出现“井喷”。尽管去年整体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但数据显示，从去年5月到12月，顺德全区新设立公司月均登记数比改革前增长约28.4%。

由于新注册企业多为小微企业，其中不少更是原来政府部门在行政管理中就一直想“取缔”的小作坊，甚至与政府原有的工作产生矛盾，由此引发了不少镇街对商事登记改革的困惑和疑问。这种局部的、简单化的认识并不是改革的全部。如果不厘清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势必会对顺德从7月起全面铺开商事登记改革造成阻力。

首先，这些干部只看到了后续监管的问题，而没有看到之前的执法成本。小作坊并不是商事登记改革之后的产物，它们早已在改革之前就已经存在。但由于之前政府实行的是“以审代管”模式，政府怎么做事方便，就怎么管理，因而镇街更习惯通过前置审批来讲这些主体排除在市场之外。

比如龙江曾推行家具企业准入制度，其中一条就规定企业注册资本不小于100万元及经营面积要达到2000平方米以上。在这种前置标准之下，许多小作坊就没法正常注册，于是只能转入“地下”生产，成为政府一直想要清理整顿的“三无”对象。他们跟政府部门玩起“躲猫猫”游戏，政府监管人员不得不花大量精力和时间去执法，也不一定能从根本上杜绝。如今，得益于商事登记改革新政，这批小作坊可以合法“浮”出水面，置于阳光之下，让政府监管有迹可循，实际上减少了原来政府要付出的执法成本。

其次，商事登记改革只是放宽了准入条件，取消了前置审批，但并非“不要审批”。小作坊可以合法注册成为商事主体，但这个主体能否从事哪个具体的行业，还需要符合各种法律法规的准入要求。比如商事主体要从事家具生产，就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环保、消防等硬性规定，这些规定政府将在后置审批中进行“把关”，同时也是后续监管中关注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部分干部依然对小作坊抱有各种疑问呢？这实际上是新旧两种思维和体制的碰撞。

作为珠三角先发地区，顺德镇街发展面临转型升级压力，也有节能减排的约束性考核指标，迫使镇街在行政管理上形成了“先进产能”与“落后产能”的区分，一些小作坊小企业往往就因各种问题而被列为“落后”行业，进而动用各种行政手段将其淘汰。比如龙江家具企业准入制度就是用行政手段抬高市场的准入门槛，将政府“不喜欢”的产能排除在市场之外。

但是这种改革前的惯常做法在商事改革后却“失灵”了。因为商事登记作为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其着眼点不仅仅是为市场主体提供更为便捷的登记手续，而是要塑造更开放、更自由、更公平的投资环境，让所有人都可拥有平等进入市场的权利。

这种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改革，其另一面就是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一个市场究竟可以容纳哪个行业、哪种企业，这并不是政府行政主导决定的，归根到底还是要市场说了算。除了国家法律法规的基本要求，企业在充分自由的竞争环境中会自动形成行业的“门槛”，不符合市场要求的企业会被自然淘汰。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香港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依然有各种小摊小贩作为企业主从事各种经营活动。

当然，原有做法“失灵”并不是说政府不要作为。一方面，政府后续监管更多的应进行执法，以国家的法律法规为准绳来维护市场运行，而非违背市场规律将企业主体人为划分成“三六九等”。当然其中会面临人手不足等客观难题，亟须在监管模式和监管手段上进行革新。

另一方面，政府要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好的环境，必须通过完善公共服务、城市基础设施等来实现，以市场环境来倒逼提升产业的准入门槛，而非以行政手段设置各种准入障碍。实际上，行政干预的恶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今日，政府可以转型升级为名淘汰一批企业，那么很难保障政府明天不会以另一个名义来淘汰今日所引进的所谓新兴企业，这种行政干预的恶果最终只会摧毁市场的投资信心。

也有不少人认为，在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顺德缺乏的不是企业的数量，而需要一些创新型企业。这实际上涉及到政府对中小微企业的定位问题。在国外，中小微企业最大的社会意义是解决市民就业问题。顺德区委书记梁维东此前就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商事登记改革后公司注册数量同比有大幅度增长，很难讲这些新公司一年到头对税收的贡献有多大，可能也是微不足道的，但难保未来的“何享健”就在其中。“如果今天不种苗，未来是不可能有收获的。”

小作坊爆发式增长所引发的争议只是顺德改革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但管中窥豹，顺德改革已经真到深水区，只要上级考核的“指挥棒”没有发生大变革，就很难从根本上破除政府管理中的行政化思维导向。如何在现有考核“指挥棒”下，找到一条兼容新制度的出路，更考验着顺德改革干部的智慧与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