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改掉了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卸下了捆绑在社会主体身上的负担，撤下了横亘在民众身前的各类栏杆，为社会大众释出了更多的自由活动的空间，降低了社会活动的成本，自此，民众就多了一些公平参与的机会，增强了办事的方便性，提升了商业行为的效率，降低了商务活动的支出成本，给予此类制度变革相应的高分并不为过，算得上是实至名归。

　　不过，制度红利远不止撤哨拆卡所流出的环境溢价，更大量的红利在于激活社会参与的热情，扩大社会的参与面，从民众的投入、投资中获得创新发展的动力和潜力。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会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即社会参与度越高的事件，就一定会是波澜壮阔的史诗性的事件。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三者的关系中，社会总是起着向政治、经济领域释放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以及各种选择智慧的作用，从社会流向政治、经济领域的资源和智慧越多，政治和经济也就具备规模性和转折性。社会是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的宽度和高度，离开了社会的支援，政治和经济往往行之不远。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历为例，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之后，民众参与的热情逐步被激发，大量的城市居民开始投身于经济大潮中，大量的农村青年走出乡村，成为生产线上的一员，应当说，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起航，正是社会要素大量向工业和城市转移的结果。没有亿万农民的迁移，像东莞这样的农业县一万年也摊不上工业化的大事。东莞奇迹的创造，就是东莞本土社会精英、外来资本和来自广阔世界的打工人群整体推进的结果。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不仅要改掉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清规和戒律，还需要构建有利于社会向上发育的体制和机制，以文化的软力量来促进社会的自我发育和自我成熟，从而使社会孕育出更优质的发展资源，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商事登记制度的得分高低，不仅取决于制度方案的完善与否，也取决于商事登记制度变革是否能指向社会本身的发育，是否能让社会获得走向优化的机会。社会资源的水准越高，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力度就越大，越有高度，而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动力也就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