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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自由经济 |
2012/8/23 阅读次数：256 |
保存到相册 | 香港的自由经济
“注册公司只需要1元？”手里拿着注册文件，打算在香港注册公司的戴责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内地多年从商的经验让他心理上已经准备好应对“100万左右的启动注册金、相当数量的完税任务”等要求，但眼前工作人员出示的文件着实让他大吃一惊，税率也远远低于预想“怪不得大家都说香港经济自由，愿意来注册公司呢，真的让我们这些中小企业没有什么进入门槛”，前不久，他的儿童教育公司已经在香港注册成立。
这正是香港对很多生意人的吸引力所在，自由却兼顾法制的保证，让香港经济从腾飞到繁荣，港府把这一成就归结为“积极不干预经济自由”的成果。不过“积极不干预经济自由”并非完美的繁荣路径，1997亚洲金融危机让香港来不及得意自己的经济成果，马不停蹄地开始思考、解决伴随“自由经济”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香港政府则在这个“不干涉”的前提下，调整施力方向。面对复杂的社会没有一个办法是可以一劳永逸的，整个香港都明白。
在香港就得不断提升效率和素质，去适应“自由经济”的竞争
“其实从来没有一条香港法规或者政策是明确写明"不干涉经济自由"的，但这个说法却从很早开始就是从港督到行政长官一直维护的原则。”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东亚经济学会副会长廖柏伟认为英国殖民时期给香港带来的“自由市场”概念让香港成为了一朵“世界奇葩”。
《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2012年度报告显示：香港连续第18年成为了所谓“经济最自由的地方”。
“英国人自己可没有这么开放。”廖柏伟解释那时候香港一穷二白，英国统治者想来想去觉得不如不为而治不干预经济，于是香港成了世界上少有的免税港、开放港，“在WT O出现之前很久，香港已经零关税了，世界上独一无二。”
无论是税收还是公共部门的收费比例都很低，世界各地的产品和产业都可以进入到香港，至于香港人和来到香港的人怎么办？比较简洁的形容就是“各位，自求多福吧”。
听起来充满风险，但是廖柏伟分析，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资产，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经济开放让他们不得不提高效率，面对着扑面而来的各种“挑战和机会”，把自己武装到牙齿，放手一搏，自由竞争。
75岁的陈伯灯饰厂如今已经开到内地去了，他记得1950年代的时候，家里做的是加工灯具开关的买卖，老人家对那段奋斗史颇为得意：“加上我和阿爹一共8个人，这也算一间公司，我们没什么优势，就是价格便宜做的多，才能拼得过外国的以及香港本地其他公司。”如今陈伯的儿子接管了企业，大部分的生产已经转移到了广东，但仍然不能高枕无忧，“你不做出名气，做出品牌，就会被人家山寨，被人家打败的。”老爷子给儿子当幕后军师，要“先拿下欧美市场”，做成“国际品牌”，有了影响力才不怕人山寨。
身为友邦保险公司的区域经理，平丽玲每次回到内地都会感慨，“内地的人寿和平安这样的国家大企业几乎完全不会被市场撼动，但回头看看香港的公司，每一年都上演着合并重组等等问题，我们如果不提高效率和素质，谁都别想轻易站住脚。”在她的办公室里，不断有年轻人进进出出、忙忙碌碌、舍不得浪费一点时间的样子，“这些刚毕业的学生也都懂，香港经济自由，意味着竞争也就激烈，他们必须不断做出业绩才能领得到这份薪水。”平丽玲对此见怪不怪，她坦言自己也从来欣赏那些肯吃苦、肯努力的“孩子们”。
“自由经济”环境下，做生意不用请官员吃饭不存在回扣甚至不必交税
有一首《狮子山下》，每当香港遭遇困苦艰难，总是有人提起它：“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我哋(们)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由于商业的高度发展，香港经济也形成了很多健康的规则。
在和香港客户谈“羊绒洗涤剂”的单子时，在内地北方创业发家的段熙像是个侦探：今天他发现了原来在香港做生意不需要请“当官的”的吃饭，去政府部门办手续非常快捷；又一天他在谈生意的时候发现“回扣”不再是私底下卑鄙较量的手段，而是变成佣金公开透明地谈判；还有一天他发现客户常常把“行会”、“商会”挂在嘴边，原来在香港行业组织竟然也这么有约束力……
而在面对自身的事务时，香港政府除了降低公共部门的财政支出外，对公共设施也极少直接插手，大家都熟悉的例子就是香港的公共交通 地铁和巴士。
这些公司完全通过竞标后，由私人公司“领养”。而这种透明的竞争也迫使“领养”这类公共设施的公司必须维持高水平的服务并不断升级。
根据最新数据，香港公共交通使用率可是世界N O .1。这里算的可不是乘坐人数，而是乘坐比例，每10个香港人中有9个常常乘坐公交地铁。而你不得不感叹，在香港地铁上无论是换乘还是卖票充值，都十分方便，有个上海游客发微博说：我过去脑子一开小差就容易在地铁迷路，但在香港迷糊着竟然也能走对，好像路线是给我设计的。所以香港人虽然有时候羡慕内地那4毛钱的巴士，2块钱的地铁，却不得不承认香港地铁便捷的设计及设施实在优秀。
香港的利得税率低，征收门槛高，在香港27万家公司中，只有7万家须交利得税，大约65%的利得税来自缴税最多的800家公司。约20万家中小企业无需交税，占中小企业总数的70%以上。
所以，这样看来似乎是“不干涉经济自由”给了香港今天的成就，这也是历届管理香港的高级官员都把“不干涉”作为信条去执行。
自由经济并非完美，香港政府也会出手补足弊端提升民众幸福感
“在香港政府"不干预"经济的说法上，是有一个前缀的，就是"积极"。”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许宝强说。当年的财政司司长夏鼎基向香港工业总会发表演说中，解释了“积极”二字，简而言之，一旦遭遇情况，政府分析利害所在后该出手时就出手。
最为人熟知的一个案例就是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时，政府最后出手救市的故事。这段历史被描述得有点武侠小说的感觉。但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香港在金融大鳄步步紧逼之下形势十分严峻，港股如“过山车”急转之下，而时任行财政司司长曾荫权自称因为苦恼要不要“干涉经济自由”而“连着几天夜里暗暗垂泪”。
最后港府还是果断出手，1998年8月14日，港府调动外汇储备巨资突然出击，与金融大鳄短兵相接。此时，恒生指数已在半月内下跌近1万点，政府放开买进，大手托盘，恒指一洗颓势，5天内飙升1292点。虽然是一场“惨胜”却挽救了香港经济。
这是香港政府直接“干涉”的一个情况，在2008年金融风暴时，政府再次出动，这次他们选择不要那么“直接”的手段，针对中小企业推出1000亿政府担保计划，当企业出现坏账时，政府将会承担80%的损失。
“香港人均国民所得有34000港币，这是个不低的数据，但贫困线以下的人还是将近200万，这是个矛盾，说明香港的贫富差距在拉大，甚至显示贫富差距指数的基尼指数也达到0 .53，是20年来香港最高的，香港政府的确需要调整。”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周保松认为政府已经开始调整。
周保松认为现在政府大力推行福利体系就是调整的具体措施。
“香港福利是世界有目共睹的，12年的免费义务教育，公立医院可以提供市民90%以上的医疗需求，而这也是免费的，甚至香港30%的人住房问题是靠政府的公屋系统解决的，更别说还有综合援助的直接作用。”他认为港府也已经认识到，单靠市场调节已经不能解决社会矛盾。
“什么事都是过犹不及，并不是否定自由经济，而是解决社会问题同样是政府的本分。”周保松总结。他预测之后的香港政府可能还是要花更多力气去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也是公民社会的好处，说个简单的例子，你去立法会参选议员，不都是为选民争取到权益才有胜的可能吗？”
“实际上香港政府不可能做到完全不干预经济。”许宝强则直言政府虽然一直宣称经济自由，而且例如土地和汇率联动等等都是由政府管理，但是近几年情况的变化、民间力量的反弹以及全港的压力会让政府不断改变管理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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